「這是很典型的心戰手段。」沈伯洋說，不令人意外的，網路假訊息攻勢洶洶，「有網軍刻意去截圖我受訪影片，我嘴角動一下，他們就說我嚇到發抖。」
他又舉例，2024年金門海巡人員追緝中國走私船翻覆事件，當時中方宣稱要「訊問」台灣海巡人員，背後有兩層意圖：從法律層面，中共透過宣稱具有管轄權，將台灣人員納入「一國人民」框架進行審判；從心理層面，中共意圖藉此讓執法人員在執行公務時感到害怕。
「中共希望讓海巡覺得：『我在台灣海域正當執行公務，中國竟可『訊問』我？』」沈伯洋分析，中共頻繁威脅台灣公眾人物與國軍，亦是相同邏輯，「他們希望我害怕，做出一些保守決定。如果我變得保守，那就達到心戰效果啦。」
中共可能判我死刑，然後宣稱要執法
「未來，中共『制裁』我的方式大概還有哪些？我大概都有心理準備。」「接下來，他們一定會說我缺席審判，然後判個重刑，甚至死刑，然後宣稱要執法。」沈伯洋指出，中方後續必然進入法律戰的實質運作，藉此建立「執法」正當性。
自由之家（ Freedom House）亞洲辦事處負責人、「異言網」研究組長史凱文（Kevin Slaten）曾駐點亞洲多國，他觀察，中共跨國鎮壓足跡雖遍布各國，但台灣處境遠比其他國家更為嚴峻，「有多少人知道，中國拿來起訴沈伯洋的罪名，最重可判死刑？」「中共在美國多次發動跨國鎮壓，目的並不是想讓美國害怕，更不曾立法對美國人祭出死刑。」他觀察，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「民族復興」脈絡下，奪取台灣是終極目標，因此，針對倡導台灣主權人士，中方動用「死刑」，遠比對付其他國家異議人士更極端，這種直接威脅生命的手段，中共目前尚未在其他國家複製，「我認為，這是一種新型態的跨國鎮壓，甚至，這是一種專為台灣人量身打造的鎮壓手段。」
「可以預期，沈伯洋會被判決有罪。」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玉潔也示警：「沈伯洋會是中國政府以所謂『台獨頑固分子』通緝、定罪的第一案。我們也要有準備，未來可能有更多類似案例。」
她分析，2021年，國台辦針對「台獨頑固分子」發布制裁清單，祭出限制出入境、禁止在中經商、凍結財產等行政性制裁，尚未形成全面制度；然而，2024年5月，中國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、國家安全部及司法部（兩高三部）聯合印發《關於依法懲治「台獨」頑固分子分裂國家、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》（又被稱為《22條意見》），象徵鎮壓力度從行政處分升高至更具威脅性的刑事追訴。
法律，替獨裁者的鎮壓提供了正當性
陳玉潔觀察，《22條意見》意味中共官方鼓勵執法、起訴、審判；而2025年底通緝沈伯洋事件，又是「再次升級」，是中國執法司法機關拿來開刀的第一案，「為什麼我會說『再次』？因為在此之前，已經升級好幾次了，包括頒布《22條意見》。」「如果我們回過頭去看《22條意見》，會發現中國針對長臂管轄的法律程序都設想好了，從立案偵查、通緝、起訴、審判，包括利用『缺席審判』對台灣人定罪—沈伯洋顯然不會入境中國，但根據這份意見，即使『被告』不在中國，人民法院仍可定他的罪。」
至於習近平為何非得仰賴法律戰？陳玉潔分析，威權國家向來仰賴法律作為鎮壓工具，而習近平透過「全面依法治國」口號，用法律控制國內社會，也藉法律威脅中國眼中的「外國勢力」與「台獨分子」。換句話說，沒有政治正當性的獨裁者，企圖透過法律將獨裁統治正當化。
更值得關注的，是中國正試圖將跨境執法轉化為系統性的政治鎮壓，並透過「懸賞」結合在地協力者，建立恐嚇矩陣。沈伯洋示警，中方過去常以詐欺或經濟犯罪為由，誘使他國引渡中國政治犯，未來極可能操作「將政治犯包裝成非政治犯」，以規避國際法對「不引渡政治犯」的規範。
國際與台灣社會幾乎渾然不覺：中共最初以「反腐」為名的海外追緝，已演變成一套全球監控機制。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（Safeguard Defenders）2022年發布報告指出，中共2014年發起「獵狐行動」，北京表面緝捕外逃經濟犯，實則磨出一套規避國際司法協作的「非自願返國」模式，透過株連境內家屬作為人質、派遣特工出境恐嚇，甚至在東南亞等地實施綁架等非法手段，將威權意志強行延伸至他國領土。
這份報告也揭露，2018年，中國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，獵狐機制從打擊犯罪轉向政治清洗，北京更進一步在法律解釋中，公然將「誘捕」與「綁架」列為海外鎮壓手段之一，大規模壓迫維吾爾人、香港抗爭者及海外異議分子。
「在共產黨面前，所有法律都是可以變動的。」沈伯洋指出，中國政府推動法律戰，往往展現極高耐心與預謀。以香港《國安法》為例，該法通過僅數天，港府隨即發布實施細則，顯見早就做足準備，絕非短期能起草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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